2017年是萧雷南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先生仙逝也已23年了。我于1963年十七岁时考上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甫入学便闻知萧先生的大名：他是北大名教授游国恩先生的弟子，是从北大调来支援内蒙古大学的教授，是内大建校、中文系建系的元老。由此，便对先生心向往之，盼望能亲耳聆听先生讲课。直到上了大二，此夙愿才得以实现。先生给我们63级开了一段先秦散文的课，是与其他年轻老师共同开设的。萧先生具体讲了多少内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讲过《战国策·齐策》中的《邹忌讽齐王纳谏》一文。文章本身已很精彩，而先生用他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朗读文章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抑扬顿挫，快慢相间，韵味悠长。而他当时上课时竟还穿着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时装——长袍大褂，在众多老师中显得尤为别致，由此，萧先生的音容笑貌便刻在我脑海中了。可惜的是直到1968年毕业，再没和先生有过什么交集。一来那时本科生与老师来往甚少；二来从1965年便被卷入了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批判周建奇“修正主义”言论，社会主义教育，1966年夏又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们再也与课堂无缘了。

岁月荏苒，从1968年到1978年，我从毕业到基层劳动锻炼，在中学教书，到娶妻生子成家，十年一晃而过——但我想再读书，去重温大学时光的念头从未断过。于是1978年又考内大高校师资班（两年制研究生）。我选的专业便是中国古典文学。于是又拜到萧先生门下——他是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因此接触便多了起来。从读书到留校任教，一直到先生去世，我们多有交集。其中发生很多很多事，现在回想起来，心中既有温馨，又有些许的怅然和酸楚——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我们会不定时地去先生家请教、讨论问题。萧先生住教授小楼，上得二楼书房，便见先生已穿戴整齐端坐老式沙发椅上。一手夹着牡丹牌香烟，一手翻着书本，边讲，边问，边讨论。先生若满意，微微一笑；若不满意，便皱起眉头，有时甚至训学生几句。这使得我既要认真准备，又对先生的眼力颇感惴惴。

记得有一次读到苏东坡的诗句：大千一息八十返。我跑去问先生：“大千”是何意。没想到先生不但不回答，反而很生气地训斥我：自己去查书！其实那只是个佛家用语罢了。这使我想起另一位老师鲁歌先生。苏东坡《石炭》诗里有个典故，弄不清意思，彭城（近今徐州）在宋代有无煤矿也得查查历史地理。鲁歌先生便命我：去图书馆查。那时既没有现成的注本，也没有现在的电脑之便。于是我骑车跑到内大、内师院图书馆，又跑去市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整整一个星期，终于找到了答案。从现在的目光看，这种做法，岂不是“投入过大，产出太少”？然而这种老老实实做学问的精神不该继承和发扬？只可惜如今的师生大多都对此不感兴趣了。

旧话说：严师出高徒。我虽不是高徒，但我在以后三十多年的教职生涯中却一直以“严师”自居，以至于常常有研究生不求甚解便走笔成文（研究生论文）而被我批评得泪眼汪汪。韩愈说老师要“传道、授业、解惑”，这“传道”是第一要务，而这“道”便包括了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的人生态度。

两年的学习不到一半，便因教授缺乏要求我们上课。我被分配讲宋词四周。我日夜备课方上得讲堂。而萧先生便坐在第一排“督阵”。下课铃响，我恰好讲完最后一句话。萧先生大加夸赞：“好！不但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条分缕析，而且时间也把握得准！”呜呼，这是先生第一次这么兴高采烈地夸奖学生！他为学生的进步由衷地高兴啊！当然也有小小的批评：“杨新民，你的领扣没系好。要注意上课的仪表！”这句话我记忆至今，并且三十多年一直身体力行。因此颇得学生首肯，认为我“穿戴得体”且“很有气质”。呵呵。

内大向来以“小北大”为傲，那是因为许多北大老师带来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勇于创新又实事求是、严谨扎实的学风。这种作风到现在仍然应该继承并发扬。我虽不是九斤老太，但对当前社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风气对内大的干扰颇感忧虑。而我已退休，已然做不出多少贡献。只是想有两问：内大所传承的北大精神发扬得怎么样了？如今的北大所应该传承的老北大精神发扬得怎么样了？

先生逝去已23年了。然而他那严谨的学风、求实的态度却永存我心中。斯人已去而古风长存。若先生地下有知，当会同意弟子的上述心声吧。

作者简介：

杨新民，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退休教授，原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