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庆霞

一

我回到长沙将近两年，前不久搬到了靳江河畔一个叫熙岸的小园子里。四月的南方，春意正浓。此刻，熙岸的海棠花开得满树绯红，蔷薇花在隐藏的角落安静吐蕊，紫藤花从高处的枝头垂落而下。在各色盛开的花丛中，我想起了我的老师任长笙先生。他也喜欢养花，他的客厅里总是摆着好几盆兰花，我并不认识品种，只看出各个形态不同，有的摆在地上，有的搁在窗台，有的吊在空中。他还养过水仙，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植物，不幸看见的还是一盆只有叶子没有花的，突兀地摆在一堆兰花之中，我问，这不是大蒜吗？任老师一本正经：这是水仙，它在装蒜。

我咧嘴乐了。2002年下学期，我在任老师指导下写学年论文，每周都会拿着自己的稿子和一堆厚厚的资料到他家里去。刚过9月，呼和浩特的天气就变得很冷，我戴着一副又大又圆的框架眼镜，镜片像啤酒瓶底那么厚，整副眼镜冰凉又沉重地压在鼻子上，几乎遮住了大半张脸；穿着又大又肥的衣服，罩在身上完全不合体，但能够保暖。我飞速走在校园里，从学生宿舍到教师楼的路程，很快就能完成。

一进门，任老师总是招呼我在沙发坐下，然后拿出茶叶和玻璃杯，泡上一杯热茶搁在我的手边。我拿起来端在掌中，一边暖手，一边借以掩饰内心的局促，要不然我真不知道手该往哪儿放了。任老师戴上老花镜，也在一旁坐下来，拿起我放在面前小桌上的稿子看了起来。

屋里空间并不大，简简单单的两居室小公寓，除了几件陈旧而必要的家具，就是随意放着的书籍和花盆，在每个我去过的下午，都显得不那么明亮。印象中这间屋子是没有阳台的，白天如果不开灯的话，客厅就只有从南面的高窗洒下来的阳光可以照亮房间。

任老师就坐在这一片光亮中，细细看着作文纸上一个个黑色的钢笔字，不时抬头问我：你对许地山了解多少？你看，你的文章里列举了许地山的多个特点，要抓住其中一个特点，来表现某个中心主题，这才是写论文。

我拿起一大沓用横格办公纸抄写的资料，一点一点跟他讲着我所了解的许地山，一边讨论着，一边忐忑不安，一脸严肃——每当我必须要掩饰我的不自信，表情就会变得严肃。

讨论完稿子，任老师站起身，从一堆书籍中抽出一叠厚厚的抬头印着“内蒙古大学”字样的办公纸递给我，说，我这儿写字的纸多，用不完，你拿去抄资料吧。晚饭时间过了，食堂估计没饭了，你有什么想吃的？我知道东门有一家油饼不错。

他吐字的速度很慢，音调比较低沉，说话跟他的性格一样，温和如水，散发着包容的力量。后来，就论文讨论过多次以后，跟任老师已经熟识，在他面前，我一改局促和惶恐，还曾经就他不断提出的修改要求据理力争，惹得他哭笑不得。这篇关于许地山的学年论文，改了数稿，定名为《打上宗教烙印的浪漫主义——论许地山前期小说艺术特色》，期间去过东门的油饼家三次，都是任老师付的账。

二

我的老师任长笙先生，是个身材瘦小的老头儿，每次看见我时总是面带微笑，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温文尔雅的气质。他曾经问我，你为什么要找我来指导学年论文呢？因为在当时的文史哲基地班，学校安排来教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的老师并不是他，是另外一位姓张的老师。2001年下学期开学后，张老师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将现代文学内容讲完一半，期末考试时告知我们，原来学校给基地班的中国现代文学课安排的原定学分是要一个学期全部完成的，张老师并不知情，而2002年上学期他已经有新的课程安排了，没办法给我们继续讲完现代文学。2002年上学期，任长笙老师过来接替张老师给我们讲现代文学史时，讲了和张老师一样的话：一个学期就想讲完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是个笑话。

就这样，我认识了任老师，在他讲的现代文学课上，做了厚厚两本笔记。张老师讲课比较取巧，按顺序一边念一边让我们记笔记，为了给大家提神，每隔十分钟就来个名人段子，文学史的奇闻轶事信手拈来，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所以大家对现代文学史这门课程印象还不错。任老师讲课完全不同。他比较沉着，脸上没有神采飞扬的表情，说话总是徐徐道来，不紧不慢，自成节奏，不太照顾我们的心情。他在讲述中喜欢铺陈很多翔实的史料，营造文学的现场感，让作品中的情致、人物都生动立体起来。所以每堂课起始听着总有些枯燥，奇怪的是慢慢就会入迷，沉浸到他以渊博的学识开启的智慧之门里，跟随他一起以文学的心灵来观照作家、文艺和历史时代本身。比较迷茫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笔记，于是我把他讲课时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不想漏掉任何一句。这两本笔记里，隐约可见任老师讲课的思路，他对文学的涉猎之广、研究之专、见解之深，在当时及后来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这个学期末，教务处安排我们写学年论文，让基地班的每个同学从一个教师名单里选择一位老师来指导写作，以后也可以作为平时学习和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就是所谓的本科生导师制。我当然想选任老师，填表格时发现，选任老师的同学太多，已经满额了，只好选了别的老师。不过我记下了任老师家的电话号码，等到开始写学年论文时，还是鼓起勇气给任老师打了电话。

我跟任老师介绍了自己。他说，我记得你，你老是坐在教室的后面，期末考试你考了最高分。我很是高兴，跟他说明了缘由：老师，我很喜欢古代文学，可是听了您讲的现代文学课，我觉得现代文学也很有意思。我想写一个关于许地山的学年论文，您能不能当我的指导老师？任老师满口答应，我们就约好了见面的时间。

后来我总是想起当初我给任老师打的那个电话。如果没有听他讲过现代文学课，我最后会选择古代文学专业考研。如果没有走近任老师的身边，耳濡目染地接受他的影响，我会留在本校读研，而不是去了北京。如果不是任老师的鼓励和陪伴，我不可能坚持在毕业之后再考一年。我的人生轨迹，就此改变了。

“如果每个人都是一颗小星球，逝去的亲友就是身边的暗物质。我愿能再见你，我知我再见不到你。但你的引力仍在。我感激我们的光锥曾彼此重叠，而你永远改变了我的星轨。纵使再不能相见，你仍是我所在的星系未曾分崩离析的原因，是我宇宙之网的永恒组成。”

今天我再次看到这段话，脑海中浮现任老师笑意吟吟的样子，眼泪唰地下来了。

三

去任老师家，刚开始是为了指导论文，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

在呼和浩特念书时我经常写日记。在日记里，我总是不开心，还管那时的自己叫异类。比如我的一个同学问我，你为什么要戴这样一副眼镜？我只能低下头，保持沉默。这句话让我难过了整整一星期。没错，无法掩盖的至少有三样东西：咳嗽、贫穷与爱。我没办法告诉他，我买不起那种轻薄款的眼镜，在我老家的小镇上，这种酒瓶底一般厚的眼镜最便宜。因为太穷，高考填志愿时，我一心想离开家里那个小村庄，走得越远越好，所以填的全部都是省外的高校。内蒙古大学录取了我，我的爸爸在家抹了一天的眼泪，我们全家见过世面最多的是我老妈，她背着我所有的行李，一手拉着我，把我从江南水乡送到了塞北高原。第一次出远门就走了几千公里，我一路晕车呕吐，昏昏沉沉到了学校，慢慢清醒过来。在这里的四年我过得很自由，除了一如既往的贫穷，我保持着高中时候念书的节奏，课余时间读了大量的书。只有在阅读中，人与人才能实现那么一丁点儿的平等，我的蠢笨和尴尬才能得到温柔的化解。现实的大学生活里，除了同宿舍的几个人，我没有其他的朋友，跟班级的同学也很少走到一块儿去。

真正让我敞开心扉的是任老师，他是个典型的严师益友。写论文时，大到篇章结构、段落分布，小到标点符号和一个错别字，他都管，没有什么能逃过他的眼睛。他训起人来也很直接。一开始，他总是批评我“逻辑不严密、见解太幼稚”，完了又劝我说，你不要不高兴，写论文总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直说才是为你好，对你有好处的话，一般难听点儿，你不要太在意。任老师这么坦诚，我深以为然，十分感动。毕业之前，我又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毕业论文，仍旧是写的许地山，这也成了我继续打扰任老师的借口。其实我只是喜欢在看书累了以后到他家坐坐，喜欢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习惯了喝着一杯清茶，听他讲着课上课下的那些事儿。他给我推荐了很多阅读书目，恰好都是我很感兴趣的方面。

有一次，我跟任老师说我想考研，问他带不带硕士生。他说内大目前还没有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已经申报上去了，还没批下来。我很是遗憾地说，要不我还是考古代文学吧。任老师不解地看了我一眼，有点严肃地说：你不要这样，要对自己有信心，要更加看得起自己才行。你要考现当代文学，可以考一个更好的学校，不用想着要守在这里。于是他跟我说起，他有一个学生，是高我几届的学姐，考研考到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电影学专业，还是跨专业考的。我知道他是想鼓励我，事实证明我的确有了动力。后来他多次提到过这位学姐，他跟这位学姐一直保持着联系，有时是电话，有时是写信。我知道不止我，任老师把他的每一位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凡是来找他帮忙的学生，他来者不拒，有求必应。

2004年下学期，我开始准备考研，由于基地班的文学专业课开得不全，任老师特地帮我检查专业课的疏漏，叫我多去汉语言文学班旁听，还叮嘱我说，他要开始讲鲁迅了，要我一定来。我一向知道，鲁迅在任老师心中的地位与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是差不多的。可惜我只听他讲了后期的鲁迅，因为临近毕业，前期部分就再也没有机会补齐了。庆幸的是，我从任老师那里了解了一个真实的鲁迅，以此可以作为我心目中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抹底色。从1927到1936年，鲁迅把自己的最后十年献给了杂文。即使是分析一篇短小的杂文，任老师都能将时事政治、创作缘由、创作过程、艺术特色、思想内容各个方面贯通了来讲，以作品为沟通，完全把人带到历史的现场中，没有多年的研究功力是根本做不到的。

这个学期末，我顶着高烧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成绩离分数线差了十分。任老师知道后跟我说，你还是专业课补得不够，复习太盲目，时间花出去了，效果不好。暂时先别想这些了，专心写毕业论文吧。我表面上没什么，心里一直很郁闷。有一次本来要讨论论文，任老师说，出去走走吧，去南门小书店买本书。那时也是春天的四月，大学西路两旁的丁香花开得十分热烈，满街都笼罩在一片粉色、白色和紫色的氤氲香气中，大约是呼和浩特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到了。我们在文化商城楼上楼下转了几圈，我很久没来了觉得新鲜，任老师一本书也没买，我们就离开了。回去以后，我心情好多了，就跟任老师说我想重考，我还没尽到最大的努力，不想就这样放弃。任老师很高兴，马上就开始帮我计划租房、找兼职。由于别的原因，我当时并不想留在内大。任老师听了我的想法，很是担忧。

6月份毕业论文答辩以后，我去了一趟北京，跟我一个在矿业大学念建筑学的高中死党一起去了一趟北师大，在北师大的东门小区里租了一个半地下室的床位，和我同住的都是报考北师大研究生的学生。毕业吃散伙饭时，我跟任老师说，要是我还是没考上怎么办？他用他那一如既往缓慢又若有所思的语调回答：我认识一个男同学，他考清华，考了五次终于考上了。我了然，不必再瞻前顾后了，只有继续努力。

四

2005年7月，我告别呼和浩特来到北京，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

跟呼和浩特比起来，北京的天气好多了。我租住的这间半地下室是个两居室，室内装修还可以，冬暖夏凉，有一个一半露在地面的小阳台，白天屋里光线也不错。小间住着房东老两口，大间摆了4个双层的架子床，住了8个妹子，除了2个是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其余6个都是来北师大考研的，其中一个还跟我考同一个专业。这里的生活跟大学校园没什么两样，每天早起去教室占座位复习，吃饭去食堂，办个校外人员专用的饭卡，每顿多收一点手续费，晚上等到十点半教学楼锁门赶人了才回屋，休息的日子在厨房做一餐简单的饭。

每个星期我都会给任老师打个电话，絮絮叨叨都是学习的事，有时说说毕业后同学们的近况。任老师说得最多的通常是，你状态怎么样？有什么困难要说，钱还够花吗？要不我给你寄点儿吧。第二年的4月，考研成绩和分数线出来后，研究生办公室的赵老师给我打电话，透露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方向过线人数较多，让我有个心理准备。一片慌乱中，我打给了任老师。他说，不要着急，可以转校，也可以转专业，他有个学生在中国传媒大学任教，可以招收硕士生，他可以把我推荐过去，让我先等等后续的消息。果然，第二天，赵老师再次给我打电话，问我愿不愿意调剂到当代方向。任老师很是高兴，说，你赶紧答应吧，这可是最好的现当代文学专业了。回复了赵老师后，我开始准备面试的内容，任老师又帮我找了近期文学期刊上的几个热点，让我先去了解。

后来的后来，一切顺利，我拿到了入学通知书。回想那段十二年前的考研经历，那是一个贫寒学子仍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年代，像我这样对考研抱有执念的人是最好的例子。在北京念书、生活、工作的十年中，我见证了学历文凭加速贬值的过程，越来越多的人在问读大学究竟有没有用，教育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阶层固化的帮凶，优质的教育资源并不是靠纯粹的勤学苦读就能获得。从一个懵懂幼稚、对社会抱有幻想的学生，变成今天冷静消极、对现实过分挑剔的媒体人，有一种“长大后一切变了样”的幻灭感。令我难以释怀的是，在自我成长的道路上曾经指引我前进、给我过无限温暖的那个老人，他已经离开了。

我一向是迟钝的人，对人事总是后知后觉，引而不发。听闻任老师病逝的消息时，心头为之一滞。一年多过去了，我仿佛举着一块放不下的石头，仍在噩耗传来的那个节点附近徘徊。时间消逝愈久，悲痛愈沉重。等我终于长大到自信独立、懂得分辨人事二物，我也终于明白真情的可贵。而任老师，我的一生中再也不可能遇到像他一样的人了。

作为典型的摩羯座性格，不斩断过去就无法前行。写下这些灰暗蒙尘的过往，我的内心是抗拒的，但灰暗之中飘忽闪烁的有一盏灯，在这灯盏的照映下，一切过往都被重新赋予了意义和价值。就像此刻，我在电脑上敲击着每一个文字，我两岁半的小小女娃儿在身旁奔来跑去，撒欢儿个没停。这欢快的情绪感染了我，把我从哀伤中拉了回来。我突然想起最后一次与任老师见面的情形。

吃毕业散伙饭的那个晚上，我和另外三个同学一起送任老师回家。进屋后，我们没有马上离开，坐下与任老师聊了起来，一直聊到后半夜，我和另外一个醉酒的女同学支撑不住睡着了。醒来时天已蒙蒙亮了，两位男同学还和任老师聊得不亦乐乎。看我们醒了，任老师站起身来，提议去一食堂吃早餐。他从晾衣架上取下来一条牛仔裤，去隔壁房间换了，我们就出门了。一路上继续聊着，走到食堂门口时，任老师说，这裤子还没完全干呢，出来一吹冷风冻硬了，我像是穿了两条大铁罐子，你们听，还咣当咣当的。我们扑哧扑哧都乐了。

一切都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不堪时间的消磨，斑驳如许，连欢声笑语都飘逝在风里了。

作者简介

邬庆霞，女，内蒙古大学2001级文史哲基地班。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二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