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少峰
乙未岁末，连日雾霾让人难以喘息，似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十六日凌晨惊闻任先生仙去，顿觉天地黯然。惊魂稍定，遂作此篇以记之。
我是包头人，2001年入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文史哲基地班。2002年春季，任老师带我们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二）这门课程。
老师中等身材、眼睛大而明亮，眼神深邃，不苟言笑，几乎看不到脸上有喜怒哀乐的表情变化。老师讲话总是小心翼翼的，久而久之，我也就小心翼翼地听。老师讲课的时候会拿着一个向上翻页的横格本儿，以讲为主，时不时也会看几眼，我边听边做笔记。如果遇到需要强调或是需要留意的内容，老师往往会在黑板自上而下写几个字。老师讲课不能说很生动，可贵的是老人家从未有过刻意和做作。所以任老师的课堂起初会让人觉得平淡无奇，可慢慢地就会渐入佳境，直到最后无法割舍。
听任老师讲现代文学史成了大学生活中的一件乐事。只要有老师的课，我一早就跑到教室占座位。当然，不光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还有和我们一起来上课的99级基地的各位师兄师姐们——他们甚至比我们来的还要早。记忆中那学期最后一次课是在主楼502，可是上课时间到了之后，楼管阿姨没来给开门。大家吵吵嚷嚷在走廊里等着。也许是出于义愤，我拱了一下教室的门。不知是我使了力，还是门不结实，总之，教室的门就那样开了，大家就欢呼雀跃的进教室上课了。
当时没有多媒体，教室也都是木门。下课后我发现门真的被撞坏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以一个比较莽撞的动作表达了对木门的不满，顺便构成了破坏公共财物的行为。话说撞门的动机很简单，就是我想听任老师讲课。后来我回想当时撞门的情景，印象中任老师也在旁边和大家一起等着。仿佛记得老师看到我撞开门后的表情是略带莞尔笑意的。那个夏天在炎热的复习考试中急匆匆度过了。后来楼管阿姨没有来找我，也没有人通知我赔偿破损的木门。秋天再来主楼上课的时候，我发现那扇门还是关着，已经被什么人修好了。
许多年后，经历过了一些人一些事后的我，才终于意识到了，老师平淡之中蕴含的深意。作为一名传道授业的教师，老师从来没有站在主观的立场上强加给我们任何价值观念，他循循善诱的授课方式深刻地诠释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者良心。老师给予我们的是平等，是自由，是尊严。这是任老师独特的魅力与风格，我相信喜欢任老师的同窗们对此都会有深刻体认。老师的这种风格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让我对那些貌似真实的“事实”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价值观念保留了起码的警惕。
就是那一学期，任老师带我们一起读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任老师的引导下，我养成了吃完晚饭就去图书馆读文学作品的好习惯。那几位现代文学大家的作品，基本上是在这个学期读的。现在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我进入大学以后所能够收获的最大财富。在之后的学习过程中，因为自己的懒惰，没有把这个好习惯贯彻下来。这实在令人遗憾。
2003年夏季是99级师兄师姐们答辩的日子。我记得我和同学张健、郝晓勇一起去主楼3楼西侧第一个靠阴面的小教室旁听任老师主持的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毕业论文答辩。参加答辩的大约有5—6人，2位师兄，3—4位师姐。一位师姐叫郝晓辑，被我们戏称郝晓勇的姐姐；一位师姐叫于园园，喜欢做鬼脸儿，现在话说叫萌萌哒；还有一位师兄的论文是关于金庸小说的，却忘记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像一个迷失在答辩场“无物之阵”的战士，呼喝着等待老师的救赎。
丁琪老师当时作为任先生的助手，负责答辩记录。我记得我还凑了热闹，提了一两个现在已经完全忘记的怪怪的问题；只记得任老师当时既想一本正经地教育我，又不知从何说起、欲言又止的表情；记得丁琪老师看着我们忍不住笑出来的样子。老师们就是这么宽容，放任我小小的狡黠与调皮，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心都是暖的。
有件事情我一直耿耿于怀。好像是从2002年开始，人文学院文史哲基地班实行了本科生导师制，我的同学张健、刘少丹、贾雄博、陈胜、叶艳和赵晓燕分到了任老师名下。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总是能够经常同任老师见面、聊天。后来，我忘记了，不知从何时起，也不知因为什么，我居然幸运地成为能经常和任老师聊天的同学中的一分子。总之，在大四毕业时候我和任老师已经很熟了，我记得老师还带我和贺亚琼去参加了孙政老师女儿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汇报演出呢，我和老师越来越亲近了。
2005年秋，我读了本校的研究生，能够经常和寝室室友越翔、张健、小刚搭伴去任老师家喝茶聊天。每次都是沙发上坐三个同学，同学前面是老师的小竹几，任老师泡好茶后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这样他就可以方便起来加水。我们来的时候只被允许带一包苏打饼干做茶点，而且当晚必须都吃掉。任老师的茶叶是各个地方的绿茶，聊天的内容往往和当下的文学、文化现象有关。绿茶、鲁迅、汪晖、南方周末、新华文摘这几个关键词勾勒了和任老师在一起聊天的印象。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任老师也读《炎黄春秋》，只是和我们聊天时没有拿出来。或许是不想让类似《血酬定律》这样的作品影响到我们这些文学青年最基本的判断力吧，老师总是希望年轻的我们享有更多的自由与希望。起初老师和我们聊天还总看时间，怕我们几个回宿舍太晚了进不去。后来越聊时间越久，聊得尽兴索性就不看时间了。我清楚地记得最晚一次是聊到晚上一点半多，后来仗着平时和楼管叔叔关系很好，咬咬牙硬是敲开楼门回宿舍睡觉了。那时我们住的是3号楼。
2007年秋，我为了拜见将来要报考的博士导师，专程去山东聊城参加了一次我们专业的学术年会。回来的时候我给先生带了一个“埙”，一个陶制的，声音低沉浑厚的小哨子，上刻巫术面具纹样，看起来非常古朴。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小东西，为此还特意写了一幅字送给我——“有土皆是树，为此了无烦。旧作黄龙吟句，少峰嘱书。任笙。”后来我慢慢了解到，先生除喝茶以外，还喜欢绿竹和趣石。绿竹属木，趣石属土，可不是应了“有土皆是树”的偈语嘛。印象中仿佛记得先生有笔名叫作“竹轩”，不知是记忆还是想象。
像我这样时常叨扰先生的晚辈实在太多。我们这些人的共同之处就是都喜欢和任先生聊天。不论年龄、性别、民族、专业，我们都会因为先生走到一起。就我在先生家见过的，比我大的有焦健老师、王金山师兄，比我小的哲学系谷红岩师弟、法学系王德昌师弟、蒙学院塔娜师妹，更别说更为熟悉的张帆师妹、王国雄师弟，唐瑞丽、徐淑丹师妹等等。据说幸运的唐瑞丽师妹还获赠了先生的一株近三米高的龙骨盆栽。那株龙骨陪伴先生几十年，长到房顶了，先生曾打趣地说谁能搬走给谁，看来小唐师妹成功了。
2011年我结婚了，除了在南校区上课、就是在家写毕业论文，这是那两年间我全部的生活。好久没有见到先生，现在想来，2010—2014年间，平均一年多才见到先生一面，即使见面了往往也是急匆匆的聊几句就离开了，每次总是说放假就去看先生，可是每次都没有去，直到2014年冬天听到先生在内蒙古医院住院的消息。我和越翔在一个冬日的午后曾抱着一缸先生喜欢的水竹一起去找过他老人家。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先生。
2015年6月初的一个午后，我和王金山师兄、徐淑丹师妹相约终于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见到了先生，一起度过了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我给先生看了我打算在他出院时送他的那缸水竹以及他从07年就移植给我的一盆绿萝的照片。老人家很高兴，往日的精气神全都回来了。尽管身体虚弱，也还能够中气十足的聊“我们是喝茶的朋友”，不忘表情严肃的告诫我们“……你是一个学者，你有义务甄别你手中的资料……”那日我们相约七月份的假期再次相聚。
然而，不幸的是，那是我见到先生的最后一面。
再后来，众所周知，时间毫不留情地把我抛到2015年12月16日……
西历公元2015年12月18日在清华大学校医院见到的先生已经不是我之前印象中的先生了。这一天的先生很瘦，据说只有不到六十斤。可是对我来说，先生的身体却是如此沉重，它承载了一个人类灵魂工作者应有的骨气、操守与底蕴，如此纯粹，没有哪怕是一丝的妥协与退让。我亲爱的先生就这样永远地睡去了，在这片流淌着长江与黄河的土地，身旁伴着绿竹，白发枕着黑土。先生脚边照例还有一个长方小几，上面摆放着先生平时吃的茶点，可是他老人家再不会起来招呼我们坐下来，亲手为我们煮水烹茶了。先生就这样睡去了，先生的灵魂一定已经超离俗世，臻至永恒之境，在宇宙深处，聆听四野的天籁。或许偶尔还会驾着远天的杳鹤，以那颗平和、真诚又悲悯的心灵，俯视这片土地上正在活着的，一代又一代庸庸碌碌的生命。我是这庸碌中的一员，卑微着，经受着灵魂的拷问……
等等……时间你慢些走，最好再回来一点吧，回到2014年那个仲夏夜，内大北校区，我和妻子在桃李湖边散步，遇到那个夜色中目光灼灼的老人。老人惊喜地遇到他的一个好久没回家的孩子，于是高兴地依恋着他们，一边聊天，一边绕着桃李湖一圈一圈地走下去……从黑夜走到白天，从大漠塞北走到烟雨江南，从有生之年走到沧海桑田，走过春风，走过夏云，走过秋月，走过冬雪，就那样走着、走着，永远都不要停。
过往岁月和任老师在一起的点滴记忆。文中所有名字都是有血有肉的时光见证者，我们一起怀念一个共同的朋友。
作者简介
左少锋，男，内蒙古大学2001级文史哲基地班。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二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