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雷南先生是我在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古典文学专业大学师资班就读时的授业导师。

　　我与先生第一次见面是在汉语系组织的师生见面会上，时间是1978年11月中旬。先生给我第一印象是儒雅，一望而知是位有学问的人。我为能从学这样一位导师而欣喜。

　　第二天，应约到先生家中拜望，并聆听教诲。一进书房，那浓郁的书香便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先生所藏线装书之多、之精，在我平生所见私家藏书中，罕有其匹。尤其是一部殿版二十四史，更是弥足珍贵。心中叹道：有如此收藏，精神该是何等的富有！因而对先生的儒雅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

　　命坐之后，先生开始考察我的学业。由于我是以同等学力考入的学员，故先生提问格外仔细，我略感紧张。首先问我都读了什么书？我择要回答后，又进一步追问一些重要典籍的篇章要点，以及我个人的理解、评论。我只好竭尽所知，勉力作答。毕，先生只轻轻一句话：“看来你是真读了。”我如释重负，同时也明白了，在先生面前，学问是做不了假的。

　　此后授业就在先生的书房进行。先生正襟危坐，一口广味的普通话，不徐不疾，从容不迫。史的叙述，作品的解析，资料的征引，信手拈来而又恰到好处，只有用“炉火纯青”四字形容才为确当。我暗自感慨：如此境界，吾辈几时修得到啊！课余聊天，先生爱讲些北大老一辈学者的掌故、趣闻，兴趣盎然，气氛格外轻松。

　　听先生讲课是一种享受。

　　先生注重课堂教学。入学不久，就为我们布置实习任务：为本科生开设宋词课我负责南宋部分。当时“十年浩劫”刚刚结束，大学是重灾区，百废待兴。既无大纲，又无教材。“文革”前的旧教材也只能参考，不能照搬。作家作品的取舍只能自己斟酌决定。我深知，这又是对自己学识的全面检验，不可等闲视之。向先生讨教时，先生给出两条指导意见。就是这两条意见，不仅当时就感到是一场及时雨，而且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受益终生。

　　第一条：南宋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民族矛盾贯穿始终。南宋文学，包括南宋词都深深打着这一时代烙印。然而在今天民族统一的历史条件下，尤其在内蒙古这一民族自治地区，该如何认识那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是关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的大问题，一定要慎之又慎！先生的这一提示，有如醍醐灌顶，令我豁然警醒，促使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深层次的思考，终于悟到：在民族问题上，由于汉民族一直掌控着历史叙述的话语权，所以既有的历史记载未必就是历史的真相；既有的历史评判，其是非曲直也未必是公正的。只有换位思考，才能避免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偏颇。本着这一思路，我不仅较为妥善地解决了如何面对南宋词中民族矛盾问题，而且为我后来对中国文化史的思考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20世纪90年代，我为全校开中国文化概论课，几位蒙语系的学生课下对我说：“听了您讲的司马迁的民族观，觉得比听一堂民族理论课还受益。我们真正认识到了各民族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也真正认识到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我听后非常欣慰。

　　2007年冬，我到重庆参加全国大学生语文教材研讨会，我又针对选编教材时如何处理古代关系和如何认识古代“爱国主义”，避免对今天的民族团结造成负面影响，做了专题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重视。

　　可见，当年先生对我的提示，意义是何等的深远啊。

　　第二条：文学史上流传千古的名篇佳作，固然有其不可磨灭的思想价值，但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它们独特的艺术价值。然而以前的教科书对作品的思想性强调过多，而对作品艺术性的讨论却重视不够。所以，讲古典文学作品，既要讲它的思想价值，更要讲它的艺术价值，即它的美学价值何在，作家是如何创造这种艺术美的？只有讲清、讲透这一点，讲课才不会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千部一腔！

　　这的确是真知灼见！须知那是在经过几十年极“左”思想禁锢，人们的思想还未充分解放的七十年代啊。先生有如此见解，说明先生绝不是头脑古板的冬烘先生，甚至可以说具有超前性。

　　当然，要达到先生的要求，不是一件容易事。不仅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还要有对艺术美的直觉感悟，但先生指出的方向，我铭记在心，在此后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受到历届本科生、研究生的认可，是与先生的教诲分不开的。

　　真的要登讲台了，先生又特地叮咛：要理发，脸要刮干净，衣服要整洁，衣扣要扣好。不要认为这是小事，它体现你对学生的尊重，对师道的敬畏。只有尊重学生，才会赢得学生的尊重！先生的教诲我永志不忘！

　　先生仙逝后，子女遵照先生嘱咐把全部藏书捐给内大图书馆。据馆方评估，中有国家级善本二十种，66册；填补馆藏空白53种古籍，1193册。我再次被先生的胸襟气度所折服。先生自奉甚俭，但在大节上，不让古之贤者！

　　呜呼，先生往矣！然先生之德，山高水长；先生之行，高古端方；先生之学，墙高数仞；先生之教，未尝敢忘！

　　谨以此文，纪念先生。

       作者简介

　　郎宝如，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退休教授。

（节选自《珠光湖韵》第三集）